*涉及劇透，請斟酌後閱讀
作家 Samuel 的屍體在雪地上被發現，妻子Sandra成為頭號嫌疑人。案情膠著在自殺與他殺的辯論之間，找出真相的過程需要將夫妻倆的過去層層剝開，而這一切的關鍵證人是兩人盲眼的兒子，Daniel。
作為電影，《墜惡真相》挑戰了很有趣的題目：用影像拍出沒有「見」證的證詞。雖然近幾年的技術發展讓電影出現許多變形，但普遍而言，聽覺與視覺仍然是觀影體驗的關鍵，而其中又以視覺為電影的靈魂 — — 畢竟電影初誕生時只有影像沒有聲音；若反過來，除去畫面只保留聲音，那這樣的敘事載體恐怕很難被定義為電影。
而《墜惡真相》的特別之處便在於，電影透過巧妙的設計剝奪了「真相」的視覺，好似讓觀眾成為被矇起雙眼的正義女神，迫使眾人依靠剩下的感官來還原事件，也使觀眾不得不重新思考電影、再現（representation），與五感之間的關聯。
除了Daniel，案件中最關鍵的證物即是錄音，同樣「沒有視覺」。這麼一來，事件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成為對話與聲響。電影首先呈現聲音「捕捉事實」的能力。至少，Samuel 偷偷錄下的音檔成功證明案發前一天夫妻倆起過爭執 — — 而音檔內容不但揭發引起爭執的原因，同時也將這段關係中大大小小的問題一口氣翻到檯面上。
不過，錄音雖然是「事實」卻不是「真相」。電影隨即告訴我們，聲音提供的資訊存在限制。夫妻爭吵的過程中，我們可以透過聲線來分辨發言者是誰，電影也很配合的把當時的情境重演給觀眾看。但當衝突升級，聲音只捕捉到物品碎裂的聲音與叫喊聲時，我們再也無法判斷情況：此時電影畫面切回法庭，觀眾只能聽著聲音憑空想像。視覺的空白使我們無法還原現場的肢體衝突，也無從得知狀況的嚴重程度。
再來，說到底，儘管那場爭執十分關鍵，但若用一場爭執去了解一段關係難免落入斷章取義的陷阱。婚外情、靈感授權、罪惡感與時間分配等糾紛是這個家中長期以來的課題，要下任何定論前必須考量到家庭的過去、夫妻兩人的個性與默契、對話時的情景，以及種種可能的變數。交給外人來評斷誰是誰非其實很困難，也不恰當。
而聽覺之外，導演亦在其他感官上進行類似的論證。Daniel第一次給證詞時，說他摸到牆上的膠帶，所以判斷他在室外聽見父母親的對話。然而經過重演，Daniel改口說當時的位子應該是室內才對。以上的橋段證明觸覺的不可靠性。而Daniel在電影後半想起狗狗曾經生病，很可能是吃到爸爸吐出來的藥物，所以他私自在狗狗身上做了一次危險的實驗來驗證記憶。說服他的是味道：他說狗吃藥後的味道跟當時一模一樣。然而，決心起訴Sandra的檢察官卻認為「這不代表什麼」。
去年的金馬影展看到許多作品都在反思影像的誠信問題，紛紛警告觀眾影像可能「具欺騙性」，像《國王說好個絕世奇機》或《世界末日又怎樣》。而《墜惡》卻選擇大方承認影像無力還原真相：除了剝奪視覺，影片開場時刻意特寫了家中相片。夫妻倆在鏡頭前微笑的照片不僅對破案毫無幫助，對照兩人的結局，視覺捕捉到的瞬間片面到像是一種諷刺。但不止步於影像，《墜惡》把其他感官一起拖下水 — — 如果影像無法呈現百分之百的真實，那聲音、觸覺、嗅覺也都不可以。
結果到最後，不管是觀眾還是Daniel都無法確定Sandra有沒有殺了她丈夫。
Daniel面對彷彿變成陌生人的母親沒辦法決定是否要作證，向法庭派給他的監護人求助。監護人回答，有時我們找不出真相，我們只能「決定」我們要怎麼看待這件事。
於是Daniel最後給出一段關鍵證詞，告訴法庭爸爸曾講過一段對話，使Daniel相信爸爸有自殺念頭。然而，這段對話的呈現方式非常特殊：爸爸的身影在畫面上，發出的卻是Daniel的聲音。如此安排像在提醒觀眾，爸爸此刻是被「代言」的，我們永遠無法回到那一刻讓爸爸用自己的聲音告訴我們，他到底說了什麼。
不只死者，代言的情況同時發生在Sandra身上。德國出生的Sandra在法國過得不快樂，於是拒絕講法文，以英文為主要語言。法庭上，她不得不講法文，過程中她的思路與想法便很可能已在語言轉換中丟失了原形。而案件到後期過份複雜，她必須先講英文，法庭再將她的言論翻成法文，這時她便真的陷於無法自己「發聲」的狀態。
而眾人與「真相」之間的阻礙還不單只有「代言」這一層。監護人所說的「決定」也指出Daniel作證時，證詞可能經過選擇。觀眾可以推測，他大概是先決定相信「爸爸自殺」，而後才下定決心作證，也才從記憶中提取能證明這個想法的事證。這個順序可能聽起來不公正，但法庭的攻防實則也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上。
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便是檢察官朗讀Sandra寫的小說，說她描寫一位想殺死丈夫的婦人，而Sandra說過自己的小說與真實人生密不可分，因此這段話可以證明Sandra有動手殺人的想法。然而Sandra的律師指出，ㄧ來小說是虛構的，必須與事實分開；再者，那位婦人只是次要角色，相關描述也就僅此一段。同樣一段印在書上的文字，要怎麼解讀與呈現全看雙方「相信什麼」。
另一方面，攝影畫面也不斷提醒觀眾，眼前所見皆經過「選擇」。片中，攝影機的存在感異常強大，經常出現明顯的zoom in，鎖定某個拍攝的目標，然後突然拉近距離 — — 鏡頭要拍誰、拍哪裡、拍多近，都是選擇。同時，電影中的鏡頭多為近景，集中在上半身或頭部，很少有遠景，而且在許多畫面中皆可以觀察到導演刻意製造被縮限的視角，像是開車時車內有兩個人，鏡頭卻只鎖在其中一人身上。窄化視覺體驗ㄧ來模擬案件看不見全局的狀態，同時也提醒觀眾，眼前的畫面「不中立」，一切皆為「選擇」的結果。
當真相已逝所以無法再現，且過於複雜所以無法企及時，真實與虛構的邊界便開始鬆動。電影開頭，訪問Sandra的研究生談起她作品中的現實與虛構，同樣的問題也在法庭中數次成為辯論主題，畢竟Sandra自己在書中寫道，她對作品的期望是「以虛構擊碎現實」。
而我認為這也是電影給出的觀點：現實是一種敘事(narrative)，而敘事必定包含某種程度的選擇，經過選擇便不可妄稱自己是真相。因此我們也許永遠無法擁有真相，只能擁有虛構。
但若因為「真實不可企及」而停留在「沒有所謂真相，所以怎樣都可以」的虛無情境，那這部片的力道必定下降一大截。《墜惡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，影片承認真相不一定能夠企及，人類的感知能力存在限制，因此建構電影的影像與聲音也必存在限制。但，這並不妨礙我們「決定」與「行動」。我們必須自己決定要相信什麼，如此ㄧ來我們就知道怎麼看待眼前的故事，甚至是，眼前的世界。
結果，這部「取消視覺」的電影，最後反而告訴觀眾我們要怎麼繼續「看」電影 — — 真相難以捕捉，視覺上如此、聽覺上如此、在電影的世界裡如此，但在現實中也如此。因此，對影像的焦慮非但不必要，在體驗過沒有視覺的狀態後，反而渴望看到影像補上聲音敘事中「失蹤」的畫面。真正保護我們免於欺騙的，應該是放下對真相的執著，認知到全盤的真相本難以覓得。我們所能做的，是從眼前的所見所聞中做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。我們怎麼選擇，決定了我們的現實。詮釋電影（故事）時如此，回到生活亦如此。
- 原文片名的「Anatomy 」有很多解讀方式，對應自己的詮釋，「解剖」除了暗示電影將夫妻關係、案發現場抽絲剝繭之外，也許也可以理解為感官上的分拆。不過五感中湊到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觸覺，卻好像找不到跟味覺有關的橋段。狗狗吃嘔吐物應該不算吧……還是說味覺真的沒什麼好隱瞞的，好吃就是好吃，難吃就是難吃，吃了會死就是吃了會死？
- 狗狗梅西真的很棒很可愛！！坎城認證的年度最佳狗狗實至名歸！
(2024年3月，初發表於個人其他SNS)
